令狐卿
据澎湃新闻5月27日报道，院士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最近在《植物医学》杂志发表了联合署名的论文，聚焦连花清瘟用于临床治疗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疗效。结论认为连花清瘟能提高和临床治愈率，对于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的治疗作用明显，且安全性较高。但论文表示，连花清瘟治疗在降低重症病例转化率和提升病毒检测转阴率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围绕这个结论，尤其是连花清瘟到底有没有效，随即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中医药拥护者对这一数据结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它证明了中药得到了诸多院士临床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宣布“连花清瘟是治疗新冠的唯一特效药”。可以说，钟南山三院士的实验进一步稳固了连花清瘟的社会地位。
钟南山来源：新华社但与此针锋相对的看法也有许多，这些人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篇论文及其结论。一是认为连花清瘟的成分和起效机制存疑，需要鉴定其抗病毒成分；二是认为实验本身不是双盲实验，无论是实验者还是参与者，都可能以主观解读来影响数据，因此得出的乐观结论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不管是对中药治疗新冠肺炎持什么立场，判断三院士领衔的这项研究，都应该从医学试验的角度给予评价，衡量结论时也应遵循当代医学成熟的检验标准。说到底，连花清瘟到底有没有效果，有什么样的效果，都是一个科学问题。受制于试验环境——这点三院士在论文已承认——彻底论证连花清瘟的有效性还差科学闭环。
这项临床试验于2月2日至15日展开，按照论文写明的，参与连花清瘟试验的一共有例患者，分布在全国23家医院。参与者非常分散，其实不利于按“集中规模化”作程序管理。论文也坦白，“考虑到疫情防控的紧迫性，无法进行双盲，专家组讨论后决定有限条件下，采用客观随机平行对照试验设计。”
连花清瘟治疗对于新冠患者临床治愈率和胸部CT影像改善率的提高，每组柱状图左边为连花清瘟治疗组，右边为对照组情况而外界已知道，医院副院长曹彬教授负责的瑞德西韦中国临床试验，2月6日正式开始，与连花清瘟试验几乎同时进行，却在4月15日被媒体发现处于“终止”状态，研究人员写明的原因就是“无法招募到符合要求的病人”。可见，临床试验的“程序正义”很重要，它甚至决定一项试验的存在与否。
知名的科普公号《知识分子》就对连花清瘟的试验程序提出质疑，认为该研究“是一项开放式试验，不是双盲试验”，这对评估一个药物非常不利。“病人知道自己服用了连花清瘟会产生一种安慰效应，从而间接影响病情的进展；另一方面，医生在知道病人是否服用了连花清瘟后，可能会在一些病情指标上影响自己的判断。”
换句话说，不管是谁，都不该先假设连花清瘟的有效性，否则临床试验就成了先有结论再去论证，这样搞就不是医学问题，会涉及医学伦理和道德。决定连花清瘟是否有效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遵守严格的临床试验设计，做好全部的程序管理得出数据，诚实地消除科学实验的偏误与心理因素，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
如果从这一点来衡量，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三人在得出连花清瘟有利于消除新冠症状、促进治愈时，也坦承了试验处于紧急状态的某些不完善、不全面之处。例如承认实验程序上的灵活变通，因为要救新冠病人，所以实验组别只能是“单独的常规治疗或常规治疗与连花清瘟胶囊的组合”，无法做双盲对照等。
就像舆论展现的那样，围绕在连花清瘟周边的声音、争议与心结，远远超出了一种药物的范畴，具备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波及国内外。三院士证明连花清瘟的最新论文披露后，这些声音、撕裂一如既往地强烈，越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越要谨守科学精神的丈量法。对连花清瘟的赞与弹，都该依靠科学去支持或反驳。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为留学生发"健康包"，含口罩和连花清瘟胶囊来源：央视新闻例如，瑞典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声称，连花清瘟包含约13种草药，“但事实上成分只有薄荷醇”，而汕大、南京中医大、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则用论文说明，连花清瘟中有21种有效化合物。而《知识分子》认为除了安全有效，也要揭示连花清瘟疗效后面的机制，这些都为科学争议提供了立脚点。
最后要提醒的是，连花清瘟是石家庄以岭药业拥有的专利产品，在本次疫情中它极大地抬高了该公司的股价和市值，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商业新收益。从经济效益看，连花清瘟的有效与否，决定着以岭药业的市场份额有多大。面对庞大的巨额收益和公共利益，以纯粹的科学精神守护医学底线就显得很重要。
总之，客观分析三位院士的最新论文，既要看到它对连花清瘟的有限度肯定，也要看到相关实验可以理解的不足。一个共同的愿望是，不管是临床医生，还是药物研究者，都要恪守科学研究的本分，遵守科学实验的原则，不受利益裹挟、独立地发表见解。除了不吹不黑中医药，第三种立场就是回到科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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